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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謙:建構全球化話語權

              時間:2020-05-06 11:21來源:楊謙 作者:楊謙 點擊:
              在全球化的今天,話語權的問題愈加突出。特別是這次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更突出了話語權的重要性。你怎么做怎么說是一回事,別人怎么聽怎么信是另一回事。在一個情況復雜的地球

              【直報網北京5月6日訊】(楊謙)在全球化的今天,話語權的問題愈加突出。特別是這次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更突出了話語權的重要性。你怎么做怎么說是一回事,別人怎么聽怎么信是另一回事。在一個情況復雜的地球村里,不僅要會做,還要會說,不僅要會說,還要說得讓人信服,這還真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所以,話語權是一個非常值得認真思考的話題。

              被馬克思稱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有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這種力量通常是一種優雅的力量,即一個有知識的人是被人仰視的。占有知識多的人相對于占有知識較少的人就會形成一種看不見的話語權。但是在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這樣的規律是否適用呢?當今世界的話語權是怎么形成的呢?知識很重要,但是真正起作用的,可能是一種叫范式的東西。在知識泛化的當今時代,也許培根的話可以改為“范式就是力量”。

              “范式”一詞來自希臘文,原意是指語言學的詞源,詞根,后來引伸為范式、規范、模式、模型、范例等含義。在學術界范式通常指被學術界共同奉為標準的一系列普遍性規則、方法、概念及理論。我理解,就是思維邏輯的一種實踐標準化,也是一種方法論。例如目前在高校的研究生培養中,幾乎不論學科,都需要以這種通用的連接理論與經驗的基本規則和方法,進行問題的研究和討論,乃至形成論文。不遵循這個格式,就難以發表論文,也就難說是研究成果。也就是說,你不按照規定的范式講話,可能說的再有道理也沒人聽。當然,范式并非只有一種,但是如果要進入某一個領域,就需要熟悉其范式。

              不得不承認,當今世界的文化交流中,西方的范式依然占有主導地位。這種主導地位的形成,背后既有全世界人類文明的薈萃,更有西方早期的一些帝國主義強力塑造的力量。今天的東方和西方就是被西方定義的。美籍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W·薩義德在其著作《東方學》中對這方面做過非常縝密的分析。盡管在他的概念中,東方是指幾大宗教產生的巴勒斯坦、敘利亞和伊拉克等近中東地區,但是其實對中國、印度這樣的遠東地區,對西方來說都是東方,實質是一樣的。薩義德寫道:“在十八世紀晚期開始形成的歐洲對東方的霸權這把大傘的蔭護下,一個復雜的東方被呈現出來:它在學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館中供展覽,被殖民當局重建,在有關人類和宇宙的人類學、生物學、語言學、種族、歷史的論題中得到理論表述,被用作發展、進化、文化個性、民族或宗教特征等有關的經濟、社會理論的例證。”(【美】愛德華·W·薩義德著《東方學》,三聯書店2019年9月版,p10-p11)

              用馬克思的話說是“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十八世紀的東方和中國,正是處在無法表述自己的時候。在貿易和殖民戰爭的推進中,處于歐洲東方的廣大區域被西方以他們的范式表述,而這種表述經過幾個世紀的完善和精進,形成了無數個學術領域的權威,今天無論哪個領域,即便是有新的資料和觀點出現,也只不過是對這個體系的補充和完善。

              我們看到的數量龐大的關于東方的學術著作,無論是哪一個領域,都是在西方已經建構好的敘事邏輯之上的。按道理說,知識的流動是雙向的,但是在現實世界看起來,知識的傳播與水的流動規律更加相似,一般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水與知識一樣,一般也是向低地流動。當然這個高低不是海拔高度,而是知識的實力高度。高度與什么有關,從歷史發展的情況看,知識高度可能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方面可能與科學發展和經濟發展有關,另一方面則很可能與宗教相關。這第一點應該沒有什么異議,這第二點則可能會有爭議。

              今天的歐洲歷史上并不總是高地。以歐洲歷史學家的角度看,歐洲的黑暗時期是被阿拉伯人統治的時期,恰恰是這個時期,歐洲人發現了古希臘的文明,并且從阿拉伯人那里學到了很多東方的技術和文化,當然影響最大的還是古希臘的思想,以致西方人自己認為那是歐洲文明乃至西方文明的基石。阿拉伯帝國在成為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而取得強有力統一后,有遠見的歷代哈里發認為有必要對阿拉伯帝國境內的學術、宗教、制度和文化進行綜合與統一,并經歷了一個阿拉伯歷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譯運動”。至阿巴斯王朝結束時,古希臘科學典籍中的幾乎全部重要著作和大部分較次要的著作,都已譯成了阿拉伯文,對后來的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所以說正是阿拉伯人帶給歐洲以知識,這一點不為過。當然除了古希臘智慧之外,也把伊斯蘭教帶到了歐洲。盡管很多歐洲人因為自尊而不愿意觸及這段歷史,但是學者們對這一段姻緣是有共識的。

              東方學的建立和發展,顯然是在西方的主導之下。這也難怪,17、18世紀的東方社會對西方的了解非常有限,而西方是在殖民思想的指導下向東方擴張從而開始了解東方,也開始用西方的范式來總結東方。這種范式不能說完全沒有客觀公正的學術立場,但是完全脫離政治的學術并不存在,或者至少是總會有一部分學者是為政治服務的,他們的學術成果不可能不帶有政治的烙印。對歐洲征服者來說,這種烙印體現為在學術成果之中的殖民者靈魂。所以薩義德說,“因為東方學歸根結底是從政治的角度察看現實的一種方式,其結構擴大了熟悉的東西(歐洲、西方“我們”)與陌生的東西(東方、“他們”)”(《東方學》p56)。

              西方確實很早就開始關注東方,這一方面是東方文化的吸引,另一方面是與東方從事貿易的欲望。這其實很正常,但是,從西方對東方關注的起點來看,確實都與殖民相關。例如,從西方曾經很流行的一部介紹中國的著作《中華大帝國史》的形成背景即可看出端倪。這本書是16世紀西班牙人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在1585完成出版的,與以往西方人士所寫的如《馬可·波羅游記》相比,這本書可以說是西方第一本全面介紹中國歷史、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經濟和風俗習慣的著作,甫一問世,即在歐洲掀起轟動,10年間即被翻譯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等數種文字,足見歐洲人的興趣所在。

              其實作者本人并未到過中國,只是通過和西班牙在菲律賓的主教迭戈·德·埃雷拉的介紹以及從菲律賓帶來的資料了解中國。當時的西班牙國王菲力浦二世非常希望能夠和中國直接進行接觸,因此指示組成使團出使中國,而門多薩被推薦為使團團長,但幾經周折終未成行。所以,門多薩為了完成國王的任務,通過資料的研究和與到過中國的人請教,特別是西班牙奧古斯丁修會秀士馬丁·德·拉達所積累的大量資料,完成了這部著作,并呈奏給國王,獲得高度認可,國王給予其享有該書10年的出版特許權的恩賜。認真讀這本書,可以看到很多錯訛之處,因為資料要從中文翻譯成西班牙文,一些東渡南洋到菲律賓的華僑承擔了翻譯的工作,但廣東、福建沿海的華僑可能由于方言的緣故,加之水平局限,所以頗多錯誤。不過這并不妨礙這本書在歐洲建立中國印象的作用,至少它在兩個方面滿足了歐洲讀者的需要,一是初步了解了中華文化,二是堅定了與中國開展貿易的決心。

              中國在經濟上曾經具有較歐洲更強的實力,且也有著更加燦爛的文明歷史。這一點也是全球歷史學家的共識。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政治學家肯尼迪(Paul Kennedy)曾估計說: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時,中國的工業產值是法國的8.2倍,是英國的17.3倍。在一八三〇年的時候,中國的工業產值是英國的3倍,法國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的工業產值才剛剛趕上中國,而法國的工業產值只是中國的40%。二十世紀末,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運用實際購買力的計算方法,對過去兩千年中世界主要經濟體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做了計算,得出的結論非常令人吃驚。根據他的計算,一七〇〇年時,整個歐洲的GDP和中國的GDP差不多相等。在一七〇〇——一八二〇年的一個多世紀中,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四倍于歐洲。所以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不僅經濟規模在世界六大經濟區中最大,而且增長速度也是第一。世界史學家弗蘭克(Andrew Gunder Frank)也認為,十九世紀初期中國經濟不僅規模巨大,而且在當時世界經濟里處于中心地位。當然,上述這些看法,都并不是為了褒揚中國的社會模式,而只是學者分析研究西方到底為什么能夠超越的另一個視角。

              不過,中國文明并沒有像阿拉伯人那樣成為歐洲導師,其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宗教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宗教作為一種信仰體系,具有救世的自我認知和強烈的傳播沖動,世界史上無數的戰爭,很多都是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的戰爭,這之間除了利益的驅使之外,宗教信仰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中華文明的延續,實質上說一種文化的延續,在中國歷史上并沒有形成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儒家文化只被稱為“儒術”,并不是一個完整的信仰體系。所以當年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也曾經像阿拉伯人一樣橫掃歐洲,但是卻并未成為一種知識的高地,倒是蒙古人自己被各種外族文化所影響,反而很快就衰落了。這也許可以在一定意義上解釋,清王朝時期的中國經濟發展規模和實力并不俗,但是卻遠未形成知識高地,與我們的文化中并不具有強烈的外溢性有關。

              不能外溢的文化,再美麗也只是花瓶中的插花,不可能開出滿園春色。中國發展到今天,其地位已經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經濟體,但是在世界上的文化影響力,或者說話語權依然不能令人滿意。中國是一個純世俗的國家,并沒有西方國家那樣的宗教文化,因此中國天生不是一個外溢型的民族,當年的閉關鎖國本質上也是這種民族特性的另一面。小富即安,關起門來過好自己的小日子,這常常是中國人碰到問題的一種處理方式和慣常的反應。雖然這并不能等同于自信心缺乏,但是至少對建立一個民族的話語權是十分不利的。

              從歷史發展的過程看,西方話語權的建立,并不是一個東西方平等交流的結果。這無疑會給東方人帶來內心的不忿。荷蘭和以色列兩位學者曾經以《東方學》為摹本來解析所謂的西方主義,即東方人對西方的描述,寫成《西方主義:敵人眼中的西方》。東方人常常以自我文化的歷史輝煌為驕傲,認為西方是一個沒有精神的世界,例如作者說:“西方的頭腦往往被西方主義者描述為一種高級弱智。配備了西方頭腦的人就像一個白癡專家,一個心智缺陷者卻擁有做數學運算的特殊才能”。“西方的頭腦肯定能夠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以及發明和推廣技術,但是,它不能掌握生活中更高層次的東西,因為它缺乏精神性和對人類困難的理解。”(《西方主義:敵人眼中的西方》【荷】伊恩·布魯姆和【以】阿維賽·瑪格里特著,金城出版社2010年12月版,p65)盡管這里的東方人主要指的阿拉伯人,對整個東方人都還是有一些借鑒意義。其實,無論東西方怎樣對對方理解、誤解和曲解,所有這些都只有交流才能改善。躲避是不可能建立話語權的,唯有在交流中才能求同存異。所以,堅持改革開放,大膽的與世界各國交流,在交流中建立話語權,才是正確的選擇。

              一是話語權是在交流中建立起來的。這是迄今為止西方話語權建立的最基本條件,盡管這種交流中很長一段歷史在是他們強加于人的。在交流中,可以吸收人類智慧的精華來充實自己的體系,阿拉伯人創造的機會對歐洲就起到來這樣的作用,而歐洲人對中國、印度等東方文化的吸收,也是在交流中逐步充盈的。通過貿易和戰爭所創造的交流機會,使看起來沒有什么積淀的歐洲文明逐漸成長,特別是對古希臘文明吸收和以其為基礎的文明交流,使歐洲乃至西方的話語權逐步做大。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當年阿拉伯人的文化影響力是建立在對占有的古希臘文明資料的翻譯、學習和介紹上,而其辛辛苦苦建立起的知識體系反倒是別人更加認同。我們這幾十年翻譯各種西方典籍數量龐大,對我們學習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過僅此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的是這個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像當年的歐洲學習。

              二是話語權是在雙方都能理解的語言在建立起來的。語言當然首先是指說話寫作使用的那種工具。因為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語言存在著差異,所以交流必然有障礙。這種障礙需要對雙方語言都能夠精通嫻熟,交流才能暢通。改革開放以來,每年數十萬的留學生遠赴海外,應該說中國現在正處于有史以來擁有理解海外語言的人最多的時期。語言的第二個含義主要是指內容的互為理解。知識的交流與生活的交流不同,如果不能以雙方都能夠理解的術語和體系來交流,即便語言都懂,交流也無法進行。隨意創造概念,并不一定是創新,反而可能會形成交流障礙。以雙方都能懂得的語言交流,才能建立對對方的影響力,這既需要自信,更需要智慧。

              三是在交流中建立話語權,其實質是以國家實力為背景的知識體系建設。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不會天然轉變為交流中的話語權,只有以實力為基礎的知識體系,才可能中交流中具有影響力,逐步形成話語權。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位居世界前列,但話語權的狀況并不匹配。這說明我們在知識體系建設上還有差距。

              一個現代社會,大概有兩類機構是最重要的,一類是企業,一類是大學。以國家實力為背景,主要是經濟實力,這說的是企業,而知識體系包括科學實力建設,則主要指的是大學。不能忽略大學建設在話語權形成中的基礎作用。話語權的影響力不是調門的高低,而是知識體系的能量。在這方面可能需要認識到,以政治體系為基礎來建立知識體系,并不能成為一個持久發揮影響力的知識體系。所以尊重大學的地位,尊重知識分子的作用,給予他們自由發揮的空間,才能夠逐步建立起有影響力的知識體系。這也是歷史發展的規律。

              (原標題:楊謙:建構全球化話語權)

              責任編輯:藍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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